摘要：明天启《凤阳新书·中都内境山川城池陵寝坟墓第宅形胜总图》标注的蚌埠集位置蚌埠日报消息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元代,蚌埠地域始终处于行政区划边界地带。淮河北岸属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,或曾为一国,或曾为一郡,或曾为一县,而淮河南岸以席家沟为界,长...
明天启《凤阳新书·中都内境山川城池陵寝坟墓第宅形胜总图》标注的蚌埠集位置
蚌埠日报消息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元代,蚌埠地域始终处于行政区划边界地带。淮河北岸属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,或曾为一国,或曾为一郡,或曾为一县,而淮河南岸以席家沟为界,长期分属两国、两郡或两县。地域空间没有统一,蚌埠名称尚未出现。
明朝建立后,洪武三年(1370),蚌埠地域归属临濠府临淮县广德乡。七年(1374),凤阳府设长淮卫,由此向西,在淮河南岸五里设置一渡,自长淮卫渡,经西门渡、郑家渡、高庵渡后,即为“蚌埠渡”。
边界小渔村
北宋以前,蚌埠为淮畔无名渡口。宋金隔淮对峙时,蚌埠淮河以北属金宿州、泗州,淮河以南属南宋濠州。金曾在泗州专设榷场,准许双方进行盐茶等专营贸易,宿州为山西池盐行销之地。当时,蚌埠泛指渡口旁人家,有淮河南岸渡口称蚌埠店、北岸码头叫小蚌埠说法,均属渔村古渡。
远古时代的淮河,流入蚌埠地域后,地势平坦,水流缓和,河岸泥沙厚淤,河水清澈澄净,水草青葱茂盛,浮游生物丰富,河蚌滋生繁衍。聚居蚌埠地域的人类,淮河打鱼为主要生存手段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钓鱼台、梅孤堆遗址出土的石镰、石斧、陶片、鹿角化石、蚌壳、陶纺轮、陶碗、渔网坠等,显示出蚌埠早期人类已过着农耕渔猎的氏族生活,蚌埠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小渔村。
北宋时期,淮河两岸设置简陋的船坞码头,连接南北,接待过往车马行人渡河,河面遇有风浪,船坞摆渡不便时,车马行人需停留等候,码头周边散居几家宿店、餐馆、茶棚等,供过往客商住店歇脚。
1127年,金朝大军南下,北宋京都沦陷,大批衣冠士族、流亡官兵南下逃难,裹挟着百姓背井离乡,渡淮跨江。涡水、涣水(今浍河)成为重要人流通道,“蚌埠渡口”在淮河两岸自然形成了重要码头。
宋金短暂议和停战,淮河成为双方隔河而治的军事和行政分界线。南宋绍兴十一年(1141)以后,南宋对北方南迁的人民给予适当安置,社会相对稳定,淮河两岸通商贸易开始活跃。宋金之间,人员南来北往,沿淮人流频繁,商贾如织。那时的蚌埠,泛指淮河渡口两岸的人家。南宋把淮河南岸渡口称“蚌埠店”；而金朝统治淮河北岸,则把北边的码头叫作“小蚌埠”。今淮河以北的怀远县、淮上区大部、固镇县大部当时在金宿州境内,淮上区东部、固镇县东部、五河县当时在金泗州境内,淮河以南的蚌埠地域则属南宋淮南西路濠州。宋金对峙时,蚌埠为小渔村。明洪武七年(1374),设蚌埠渡,继有蚌埠村、蚌埠店等称谓。明末,正式出现“蚌埠集”称谓。
兴盛蚌埠集
明成化十年(1474),凤阳县衙筹划建立粮仓,把地处县城西北40里外的偏僻地域蚌埠,列入所建四仓之一,初称“蚌埠西仓”,这是蚌埠最早作为官仓而载入天启元年(1621)《凤阳新书》。蚌埠西仓设立后,因灾荒连年,无灾不重,而蚌埠西仓并无积贮,将近废止。《凤阳新书》载,万历九年,又建“蚌埠仓(县西四十里)。今无积贮,故亦废”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)凤阳知县袁文新到任后,深感“仓贮不可不积也,积仓贮所以备荒年之需”,“于怀远界焉修蚌埠之仓”,其地址在凤阳县西邻近怀远县的席家沟以东至今朝阳路之间,现为国家粮食储备库所在地。
明代名士蔡连仙当年游历淮上,留下《游桃园》诗:“长淮两岸近桃花,绿水清波泛晓霞。茅店青旗沽酒处,春光占断野人家。”诗中描绘的桃花,所指为小蚌埠一带桃园,这里桃树成林,桃熟季节,集上桃市成街,今天淮上区小蚌埠镇还有桃园村,而茅店指的就是蚌埠店。
“蚌埠渡”“蚌埠仓”的设置和众多的驻军,使凤阳县西北的这个边陲地域逐步兴盛。“蚌埠渡”连接凤阳府和南宿州之间官道,后不断有人迁居到此,渐成凤甸小集。明末,“蚌埠渡”的“茅店”附近逐渐汇集成市,称为“蚌埠集”,又叫“油盐小集”。
《凤阳新书》卷首《中都内境山川城池陵寝坟墓第宅形胜总图》上,已明确标有蚌埠集；《凤阳新书·星土篇》也记载:“凤阳之道里,东至临淮县界九虹桥十里,西至怀远县界蚌埠四十里”,“在广德乡西北路,曰蚌埠村(离县四十里)……此旧《志》之所记也”,旧志即万历六年(1578)《凤阳县志》和万历四十二年(1614)甲寅《凤阳县志》。说明“蚌埠”至迟在明代,正式形成专指地名。
清初的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舆汇编·职方典·凤阳府部》记载更加全面、详细,不仅有文字介绍,还有相关图表。如《凤阳府山川考一》中载明“蚌埠,在(凤阳)县西北”,“淮水,迳(凤阳)县城北。按县志,发源桐柏山,经颍州寿州至怀远县合涡水,又经蚌埠、凤阳县北至本县流入五河、泗州,由铁桥浦东北流入于海”,《凤阳府疆域图》中标有小蚌埠,《凤阳府关梁考》中收有蚌埠渡名称。 (李茂峰 整理)
